鲁迅说他是“石材”和“泥土”

　　犹记在故乡霍邱县老宅堂屋和西厢房的墙壁上，张挂着不少书画作品。中有先父韦佩弦（堂兄韦顺称他“四叔”）的一幅威猛的雄狮图，题为《怒吼吧，中国》，此画作于抗战时期。另有一幅是父亲在上海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攻读时和张大千合作的《松石图》，画面上有张大千的题词：“佩弦贤弟画十八公，我为其补石。张大千题。”字有美专校长刘海粟相赠的“佩弦先生学业精进”条幅和在渝时冯玉祥题赠的“爱人如己”墨宝。但他最为看重的是鲁迅为韦素园手书的碑文：

　　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，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。呜呼，宏才远志，厄于短年。文苑失英，明者永悼。

　　弟丛芜，友静农，霁野立表；鲁迅书。

　　父亲常说，鲁迅最喜爱的两个青年作家，一个是柔石，一个便是韦素园。父亲说这话时，甚为自豪，这是因为，韦素园是他的堂兄，长他一岁。韦素园原名“崇文”，父亲原名“崇仁”，后改名佩弦，韦丛芜原名“崇武”，素园和丛芜是亲兄弟。青年时期，父亲进了上海美专研朱墨作春山，而素园和丛芜二兄弟则在鲁迅的指导和支持下创办了“未名社”，走上了文学之路。

　　1920年，在“阿芙乐尔”起义炮声的鼓舞下，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冲击下，上海建立了革命组织“社会主义青年团”，其宗旨是培养一批革命生力军，并从中遴选出类拔萃者去苏俄学习。为此，先办了一所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俄语。此时，正在安徽法政专门学校学习的韦素园被送到上海进校学习。从各地选送来的还有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萧劲光、蒋光慈、曹靖华、彭湃等二十余人。1921年，组织上为他们办了为隐蔽身份的经商护照，安排他们自费赴苏学习。当时素园的大哥在安庆任职，他汇了一笔钱给素园作川资。夏天，他们乘坐由上海吴淞口开往日本长崎的客轮，再换船到海参崴。

　　其时，俄国内战在西部已经结束，但在东部海参崴一带，外国帝国主义的残存武装并未肃清，本土白匪猖獗，战事不断。据曹靖华在《往事漫忆》一文中所记，在韦素园一行由海参崴乘车去伯力时，带队的同志郑重叮嘱：“环境复杂，斗争严酷，红白难辨，凡事务需小心、沉着、机智而果决。每人所带机密证件，千万妥藏。路上不遇真正红军，既不能暴露，也不能丢失。暴露了丧命，丢失了不能入境。”素园他们刚登上开往伯力的火车，便遭遇了惊魂的一幕。这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引起了在车中巡逻的士兵的注意，他们荷枪实弹围了上来，搜查盘问，咄咄逼人，令素园一行个个悬心吊胆。就在这发悬千钧之际，一位同行者的秘密证件被搜了出来，大家都以为大难临头了。那群俄国兵仔细地审视证件，又用俄语相互交流。倏然间，他们面露喜色，张开双臂热情拥抱这群衣衫简朴的中国学生，并一迭声地呼叫：“达瓦雷西！达瓦雷西！”原来他们是苏俄红军！素园他们大喜过望。后来，曹靖华以这段艰辛而危险的旅程为素材，创作出话剧《恐怖之夜》。

　　克里姆林宫的那颗红星终于闪耀在眼前！素园他们个个欢呼雀跃，热泪盈眶。几天后，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，素园一行虽非“代表”，但被会议组织者安排与代表同食共宿，并可旁听会议。就在这次大会上，他们有幸聆听了列宁所作的关于俄共革命策略的报告。

　　大会结束后，韦素园他们被分到东方劳动大学学习，该校校长由斯大林兼任。学校生员多来自东亚，中国学生专设一班。这是一所政治大学，教材是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政治经济学》、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》，还要学俄文，参加军训。学习很紧张，生活也十分艰苦。萧劲光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：“那时真是饿得难受，我们的课堂设在四层楼上，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可是上四层楼真是困难啊！冬天穿一件很薄的麻布做的黄色衣服，晚上睡觉时，一个挨着一个，大家挤在一起取暖，只盖一件军大衣和毯子。”就是在这样的艰苦中，韦素园宁肯忍饥受冻，也要挤出点钱去旧书摊购买马列著作、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俄新文学书籍。这些书后来带回国，便是鲁迅见到的“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”。

　　由于语言上的障碍，共产国际指派以记者身份先期至苏的瞿秋白来校担任翻译和助教。瞿秋白到莫斯科后，根据所见所闻所感，写出了报告文学《赤都心史》和不少散文随笔。韦素园、曹靖华、蒋光慈也都热爱文学，于是他们在一起谈俄罗斯作家和文学，谈苏俄文学，甚是投缘，成了亲密的同志和挚友。受瞿秋白的影响和启示，韦素园选定了今后的人生之路：研究介绍苏俄文学。1922年，学业未竟，同学中吴宝鄂、廖化平生病难再坚持学习，韦素园和曹靖华毅然放弃宝贵的学习机会，护送两位同学回国。

　　韦素园回国后，到北京与在此读书的弟弟韦丛芜会合，又联络上了同乡台静农和李霁野。1924年，素园大哥在江苏常州病逝，他的经济来源断了，生活开始窘迫。他借了一间小屋栖身，靠煮字谋生。小屋位于沙滩新开路5号，在北京大学对面，这便是鲁迅所见到的“一间破小屋子”，后来成了“未名社”编辑部。有一学期，北京大学邀请鲁迅来校讲授中国小说史，只要鲁迅开课，韦素园他们便慕名前来旁听。其时，鲁迅的小说集《呐喊》已经问世，他成了韦素园这样的文学青年心中的偶像。

　　韦素园他们读鲁迅的作品，听鲁迅讲课，得机会便向鲁迅请教。师生们熟了之后，鲁迅下课后常到那间小屋里坐坐，和韦素园他们亲切交谈。当听了韦素园讲他的经历和理想后，鲁迅以为他有“宏才远志”，十分赞赏，并产生了信任感，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。当时鲁迅正在编两种丛书，即《乌合丛书》和《未名丛书》，前者收创作，后者收翻译。但当年的读者对译著不太热心，所以是否编下去，鲁迅颇踌躇。素园兄弟和台静农、李霁野知道后，毫不犹豫地向鲁迅表示，他们愿意翻译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。鲁迅当即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商量，决定将《未名丛刊》从北新书局划出，交给素园他们去办，并成立“未名社”——关于社名，鲁迅的解释是，不是“没有名目”，而是“还没有名目”，就像孩子“还未成丁”。1925年9月，在鲁迅的亲切关心和悉心指导下，“未名社”成立，成员便是霍邱县叶集镇的四个青年人。《未名》首期推出了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《出了象牙之塔》，次年又创办了《莽原》半月刊，创刊号上刊出了鲁迅的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。关于未名社，鲁迅曾作这样的说明：“未名社的同人，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，但是，愿意切切实实的，点点滴滴做下去的意志，却是大家一致的。而其中的骨干就是韦素园。”

　　素园因为健康状况不佳，不能去学校上课，也就顺理成章地为未名社“守寨”，从校对到改稿，从收发到财务，他一肩挑。除了为他人作嫁，他自己还要抽暇翻译、写作。无论你什么时候走进这间小屋，总能见到他伏案工作的身影，那仿佛是一座固定的雕像。在未名社创业的六七年里，素园和同仁编辑出版了二十四期《未名》半月刊，四十八期《莽原》半月刊；出版的创作丛书《未名新集》中，有鲁迅的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和杂文集《坟》，韦丛芜的诗集《君山》，台静农的小说集《地之子》和李霁野的小说集《影》。翻译方面，有鲁迅的《小约翰》和《出了象牙之塔》，韦素园的《黄花集》和《外套》，韦丛芜的《穷人》、《罪与罚》、《格里佛游记》、《拜伦时代》等，李霁野的《不幸的一群》和《黑假面人》，还有曹靖华的《第四十一个》、《白茶》和《烟袋》。鲁迅对这些出版物的评价是：“在那时候，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。”

　　由于长期清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，素园日见清瘦，全身乏力，并开始咯血。经医生诊断，肺部显现巴掌大的空洞，这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，便是“绝症”。但他依然抱病坚守在编辑岗位上吐着余丝。延宕至1927年，这时鲁迅已离开北京去了厦门、广州，便由丛芜、静农、霁野将素园护送到西山福寿岭疗养院养病。鲁迅得知素园患病，极为挂念，在信中叮嘱素园：“兄咯血，应速治，除服药打针外，最后是吃鱼肝油。”这样仍不放心，又在另函中提醒：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，倘若技痒，要写字了，至多也只好译译《黄花集》上所载的那样短文。他还不断给韦丛芜他们写信，打听“素园病已愈否？”愈则“甚喜”，否则，“素园兄又咯些血，实在令我忧念……”1929年5月，鲁迅北上省母，念念不忘的是看望素园。5月30日，鲁迅在韦丛芜他们陪同下，专程坐汽车去西山看望了素园。对于这次探病，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：“素园还不准起坐，因日光浴，晒得很黑，也很瘦，但精神却好。”但接着他笔锋一转：“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画像……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——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——便觉得心脏一缩……”

　　在远离市声的西山，韦素园缠绵病榻，日日咯血，人比黄花瘦。但是他以战士般的舍命精神倚枕笔耕，全力完成年轻生命的最后冲刺：翻译高尔基、契诃夫、安特列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和《托尔斯泰的死和少年欧罗巴》，写了十多篇散文随笔，辑成一册《西山朝影》，作诗二十余首编成诗集《山中之歌》。此外，还写下了不少杂文和几十封致友人的信。

　　素园的病是日益加重了，到了“咯血盈盆气若丝”的危境。他预感到大限将至，特选了一本自己翻译的布面装的《外套》托李霁野寄赠在上海的鲁迅。书上题字是“鲁迅先生惠存。素园敬赠。霁野代题字。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。”这本书成了永久的纪念。素园逝后两年，鲁迅又想起那本叫人感伤的《外套》：“素园逝去，实足哀伤，有志者入泉，无为者在世，岂佳事乎。忆前年曾有布面《外套》见赠，殆其时已有无常之感。今此书尚在行箧，览之黯然。”随后，鲁迅又写了《忆韦素园君》寄托哀思：

　　“是的，但素园绝非天才，也非豪杰，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，或名园的美花，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，园中的一撮泥土，在中国第一要他多。”